◆ 監督壟斷巨獸 法學者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http://udn.com/NEWS/WORLD/WORS3/8997353.shtml
【經濟日報╱編譯林佳賢、任中原／13日綜合外電】2014.10.14
法國經濟學家提霍勒（Jean Tirole）以他對市場力量及規範的傑出分析，贏得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並且獨得800萬瑞典克朗（約合110萬美元）的獎金。
瑞典皇家科學院13日指出，此一獎項是表彰他「對如何瞭解並規範只有少數有力廠商參與的產業」所做的貢獻。
皇家科學院在頌辭中表示：「自1980年代迄今，提霍勒為市場失靈的研究注入新活力。他針對掌控市場力量的廠商進行分析，提出一套統合性理論，就政府該如何因應企業併購或卡特爾（cartel，即聯合壟斷）、規範獨占行為等決策問題，帶來強而有力的影響。」
皇家科學院表示，在提霍勒之前，經濟學者和政府官員都想找出一套能適用於所有產業的一般法則；「提霍勒透過理論證明，在特定條件下，這些規則可能運作良好，但在其他情況下卻弊大於利。訂定價格上限，能為主導性廠商提供強烈的降低成本誘因─這對整體社會是件好事；但也可能允許廠商享有超額利潤─社會將因此受害。
由市場參與者共同設決定價格，通常對社會有害，但諸如專利共用（patent pool）等合作方式則能造福所有人。廠商與原料供應商合併固然可能鼓勵創新，但也可能扭曲競爭。」因此最佳的法規或競爭政策，應針對每個企業特殊條件審慎調整。
科學院說：「提霍勒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一套用來設計管制政策的一般性架構，並應用於電信、銀行等產業。
政府如果採納這些新見解，將能更有效地鼓勵企業提高生產力，同時避免傷害市場競爭和消費者。」
提霍勒得獎的原因之一，在於他的研究有助於使傅利曼、托賓及海耶克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經濟理論，能夠更接近決策。
當獲悉得獎後，提霍勒表示「非常榮幸、感動」。他表示，政府所訂法規應減輕到不扼殺創業精神，但也需要強有力的政府來落實這精神。
◆ 經濟學獎／賽局理論大師提霍勒 獨享桂冠
http://udn.com/NEWS/WORLD/WORS3/8997574.shtml
【聯合報╱編譯王麗娟／綜合報導】2014.10.14
諾貝爾經濟學獎幾乎是美國學者的天下，今年由法國學者提霍勒獨得，是一九九九年來首次沒有美國學者得獎。事有巧合，提霍勒本月初才對美國稱霸經濟學獎一事表達感慨，孰料今年自己即獨享經濟桂冠榮耀，不讓美國學者專美於前。
當時，提霍勒感慨表示，十五年來，美國學者從未在經濟學獎缺席，說明「美國在此方面投資良多，才能吸引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我雖覺得遺憾，但也不能高喊犯規」。
提霍勒一九五三年八月九日出生於法國中北部。他在巴黎攻讀工程與數學，後來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在該校任教八年。
在經濟學「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理論與實務應用，提霍勒是大師級人物。賽局理論主要是研究如何透過策略性的推估，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以便能在競爭中求生存。
提霍勒出書十一冊，他的研究有助人們了解商業策略與競爭法則，範疇涵蓋心理學、金融、組織理論與勞動市場改革。
提霍勒在經濟學界是知名人物，且相當多產，發表兩百篇經濟與金融相關文章，並作了數十場出色演講。全球已有七個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提霍勒；二○○七年他獲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ＣＮＲＳ）金牌獎；一九九三年獲得歐洲經濟協會的耶留亞森獎，此獎主要頒發給在理論與應用研究作出傑出貢獻的經濟學家。
二○一○年提霍勒再獲表彰他對社會學貢獻的克勞德‧李維—史特勞斯獎，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數學科學研究所的金融量化創新獎。
今年九月，國際貨幣基金列出廿五名「打造人們思考全球經濟方式」的研究員，提霍勒也躋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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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獎，十年前早該頒給提霍勒。」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施俊吉說，提霍勒（Jean Tirole）是個體經濟學、產業經濟學領域知名學者，台灣經濟學者幾乎沒人不認識他，還笑說「他不是很有名，而是超級有名」；提霍勒將賽局理論應用到產業組織，是他發表過最有名的理論之一。
....除賽局理論，施俊吉說，提霍勒的研究領域橫跨產業經濟學、管制經濟學、電信經濟學和財務金融，「當今沒有人可橫跨這麼多領域；他將賽局理論運用到產業經濟學，更把產業經濟學帶入華麗境界。」
....施俊吉表示，今年是法國經濟學家豐收的一年，除了甫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提霍勒外，還有出版「廿一世紀資本論」大放異彩的皮凱提（Thomas Piketty），提出財富分配不均會瓦解社會，「兩人絕對是引領經濟學界風騷，對經濟學有實質貢獻。」
＊ 提霍勒教學勤、愛寫作 門生讚他「效率高」
http://udn.com/NEWS/WORLD/WORS3/8997577.shtml
「你常看他為教學而編講義、最後講義變成一本本教科書，只要教過學生的項目，幾乎都有一本教科書。」談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提霍勒（Jean Tirole)，曾受教門下的台北大學助理教授邱敬淵說，提霍勒教學認真、分析能力強，又是個非常謙虛的人，「得獎絕不是意外。」
....「效率很高」，是他講到提霍勒的第一印象，「早上寫信問他問題，下午老師就會說到辦公室找他討論；即使出國度假，還是會在兩、三天內解答，從來不會搞失蹤。」不過，最令邱敬淵佩服的是提霍勒「教科書」產量驚人，「老師講義集結成課本，都成為該領域經典。」直到今天，提霍勒仍持續編寫教科書，並樂在其中。
◆ 台灣食安問題沉痾 提諾早預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014000067-260202
工商時報 2014年10月14日 記者陳碧芬／台北報導
2014年諾貝爾經濟獎昨（13）日公布，由產業經濟學者、法國學者尚‧提諾（Jean Marcel Tirole）獲得，表彰他適當詮釋產業發展與政府管制之間的機制設計。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表示，提諾的獲獎對目前的台灣情勢最為重要、也最能解釋，「為何食安問題會如此『暴走』？」原因在於，即使政府及政策已有GMP等標章制度，食品廠商並沒有遵循法律的打算，處處找尋法規的漏洞，而且，就算有法律可以稽核廠商行為，企業經營必定要從公司治理等源頭做起，秉持良心做生意，才真正與社會友善共存。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指出，提諾發表過200多篇重量級產業經濟論文、10本經濟專書，對產業經濟學界來說，他於1988年出版的《產業經濟學》（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IT Press. (1988)）就是「聖經」，是產業經濟學必修課程的教科書。台灣經濟研究院研三所長林欣吾指出，提諾是哈佛大學產經學權威謝勒（Scherer）提出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結構-行為-績效）模型之後，第1位改革此項傳統產經研究方法的學者，把原本僅限於單純的產業結構探討，巧妙地運用跨領域的心理、法律和數學，體現政府管制在產業發展的意義，展現現代產業經濟的精進。
邱俊榮指出，當今產業經濟的探討，在管制方面有許多著墨，而政府是管制機制的主要來源，可能有價格限制，關稅補貼等，可是到底該如何設計「適當的機制」，而其機制發揮的結果也不會違背廠商經營的目標？提諾的研究，已從理論廣泛應用到金融、電信等個別產業，全球發生金融海嘯，對於金融業嚴格監管的法規一波波祭出，間接壓抑了經濟復甦，提諾於2010年後合撰出版了2本書：Balancing the Banks，Inside and Outside Liquidity，被視為金融產業重新取得平衡的重大研究建言。
林欣吾指出，提諾的研究加入賽局模型處理後，產業經濟的分析更容易有政策的意義，包括可以透過制度誘因的設計，普及化服務及服務品質的要求等等，讓業者之間的競爭，也可以帶來福利的改善。這樣的概念若進一步的活用，不論是現在的食安，或者之前的高雄氣爆，並不是都直接由政府去執行，而是應從結構調控，誘因制度設計等等面向，驅動市場行為來完成。這部份，經濟學家過去普遍沒有注意，提諾的得獎剛好給我們一個適時的解決方法參考。
特別的是，台灣經濟學界有位提諾在法國土魯斯大學的指導學生，即目前任教於台北大學經濟系的邱敬淵，研究專長在賽局理論和法律經濟學，正是提諾目前將產業經濟導入競爭法，管制法規的同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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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治理 別落入學派博弈陷阱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8999973.shtml
【經濟日報╱社論】2014.10.15
六年前，世紀金融海嘯爆發後兩個月，英女皇到訪倫敦政經學院時向一眾頂尖經濟學家提出疑問：「為什麼沒有經濟學家預見到金融危機的出現？」（「How come nobody could foresee it？」）此話一出，在場眾經濟學高手目瞪口呆，無以為對。但女皇的問題，不能不好好正視，眾經濟學家研究推敲半年之後，2009年7月才去信回覆英女皇解釋原因。一篇三頁的回覆，關鍵的一句話是，「經濟學家所以錯估形勢，及未能早為金融危機做預警，乃是因為國內外聰明之士統統犯了集體幻想錯誤(a failure of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六年過去了，全球經濟在載浮載沈之中似乎失去了方向與信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了今明兩年的全球經濟成長預期，並警告經濟復甦「乏力和不平衡」。不平衡之意，是IMF下調了對德、法和義大利的成長預測，卻同時上調了美國的成長預測，至於對日本，下調的幅度則超過任何一個國家。
全球經濟步履蹣跚是一個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面對全球經濟問題的本質，以及究竟應該採取何種對策，無論在經濟學界或政策界普遍都還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最近中國大陸有經濟學者發表文章《經濟治理背後的學派博弈》，其中觀點很能反映相關的政策困惑與爭論。
該文指出，同樣是經濟危機，各國處理政策卻是五花八門：美國實行的是貨幣學派的量化寬鬆政策，歐洲實行的是奧地利學派的財政緊縮，中國則是先實行凱因斯主義的財政擴張政策，後來又在輿論壓力下轉向了奧地利學派的貨幣緊縮政策。結果呢？該文作者的評價是，美國挽救經濟的政策成功了，歐洲的政策陷入徹底的失敗，中國經濟則是實行凱因斯主義時一片繁榮（應是指上一屆溫家寶執政時期），轉向奧地利學派後轉入蕭條（應是指李克強執政之後），而近期中國和歐洲經濟在遭受奧地利學派的蹂躪之後，又同時開始轉向了貨幣主義的寬鬆政策。該文觀點因此提醒中國必須「走出奧地利學派的政策陷阱」，建議中國「盡快去奧地利學派化，將奧地利學派從學術界淘汰出去。」
我們之所以大篇幅引述這篇文章，是因為不僅相關的理論分歧與政策爭議存在於當下的中國大陸，同樣也明顯地存在於各國的學術界與政策界，更表現在該文指出的不同國家在不同的政策哲學與路線的選擇之間。
那麼，到底誰是誰非，又該何去何從呢？所引文章的觀點顯然是肯定凱因斯學派，否定奧地利學派的。而且，如果就當前各國經濟的表現（美國較優，歐洲及德國差，中國則優轉差）來看，確實有其論證的一定說服力。但該文的論點也顯然迴避了一些可能的質疑，例如：一、美國是真正的復甦了嗎？如果是，又何來最近熱議的「長期停滯論」？二、即便美國目前經濟指標較佳，何以聯準會要決定退出量化寬鬆呢？是擔心過多的流動性為日後的通膨蓄積了過多的壓力嗎？三、在指標中當然不宜忽略各國資產價格如股市、房市已出現明顯過熱甚至泡沫化的現象，難道這是值得歡迎的趨勢嗎？四、此等資產泡沫化的現象會不會又進一步加劇原本就令人擔心的貧富差距問題呢？總之，現在就根據各國的「短期」經濟表現來判斷不同政策學派的優劣對錯，是否略嫌過早？因為純就理論邏輯的角度理解，凱因斯學派的擴張政策明顯地具有短期刺激繁榮效果，奧地利學派的強調政策紀律則明顯地更多地重視長期經濟體質的優化，而非短期的一時繁榮。美國聯準會前任主席葛林斯班2003年卸任時，被一致公評是聯準會最出色的主席，但五年後次貸危機爆發及緊接著的世紀金融海嘯，使人們不得不懷疑早先的評價是否正確。
鄧小平曾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借用一下，或許可以改為：「時間是評估政策的必要條件」。英女王現在如果再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也許可以再請教經濟學家：「你們覺得你們的政策做對了嗎？」
◆ 提霍勒 給台灣鎖國經濟新思維
http://udn.com/NEWS/OPINION/X1/9000093.shtml
【聯合報╱林建山／環球經濟社社長（台北市）】2014.10.15
法國經濟學家提霍勒以產業組織理論引入賽局理論方法，最為傑出的貢獻是，有效解開了壟斷行業競爭之政府干預管理政策抉擇問題，使他成為新規制經濟學理論框架構建的開拓者，因此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讓全世界對於自由開放市場經濟的廠商超限競爭，開啟了再檢視、再思索的新議程。
提霍勒針對自然壟斷行業競爭之政府干預管理政策抉擇問題，所做過最經典的研究，應是電力市場經濟大改革的檢討與建議。他以美國德州規制改革為例進行深度探討。因為，德州是美國唯一從消費端改革，即先從配電售電分離開始進行大改革，其他實施電改的州，則都是從發電輸電端開始，即以電廠電網分離為出發點。
提霍勒和電力經濟學者Joskow認為，在沒安裝智慧電錶的情況下，市場訊息不完全，社會次優選擇和壟斷市場均衡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針對這種自然壟斷產業市場施予「擴大競爭化改革」的結果，反而會嚴重降低整體市場效率。
實際的論證更發現了兩個問題：一、販售電力端市場，「完全競爭的體制」可能比「壟斷體制」更加無效率；二、當競爭不完全時，即便引入了獨立售電公司，其也會釘住傳統壟斷售電公司的定價機制，最終使電價無法下降。
也就是說，改革市場並沒有呈現競爭化的態勢，相反地卻出現了廠商合謀跡象，使雙方共同享有更豐厚的利潤。
最有意思的是，提霍勒特別提出相類似情形乃出現在台灣的油氣市場。台灣油氣市場改革，採取的方式是引入台塑，希望其能與原有的國有壟斷企業中油，形成競爭；但實際上，台塑將價格釘住中油價格，根本不曾發生過任何競爭，藉由釘住中油價格策略，台塑享有了高額的利潤。
同樣的在美國之例，於販售電力端市場，引入獨立售電公司制度，並不一定會增加售電市場的競爭性；而所謂「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也不一定比「壟斷的市場結構」更有效、帶來更低的售電價格。
問題的根源，主要是所有傳統的規制方法，都忽略了產業市場一向存在的資訊不對稱問題，以致市場管理者的政府，無法提供正當的激勵手段。提霍勒和拉豐也就在批判傳統規制理論的基礎上，創建了關於「激勵性規制」的一般框架，結合公共經濟學與產業組織理論的基本思想，以及資訊經濟學與機制設計理論的基本方法，有效解決了不對稱資訊下的規制問題，這也正是其能獲得諾貝爾獎委員會青睞的關鍵。
從提霍勒得獎，台灣長期一直以國內市場為界限的封閉系統思維，乃至常常肇致「鎖國經濟」思想瀰漫，而像過去美國經驗一樣，為此而自傷自棄於世界市場；特別是現行的企業併購法、ＮＣＣ、公平法（反托辣斯法）更是如此，結果無非就是包括金融／航太／專門技術服務業在內的可國際化服務業，以及公用事業、若干新興高科技在內的自然獨占屬性製造業，都喪失了競爭性，更喪失了全球化競爭力。
此刻確有必要，檢討與改進這一重大政策缺失。
馴服大企業？ 政府失靈更嚴重
http://udn.com/NEWS/OPINION/X1/9002460.shtml
【聯合報╱吳惠林／中經院特約研究員（台北市）】2014.10.16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出人意外的是由法國經濟學家提霍勒獨得。之所以說意外，因為事前最被看好的學者落選了。
這位原先呼聲最高的候選人也是法國經濟學家，當乍聽獲獎者是法國人時，我以為他真的獲獎了。這位法國經濟學家名叫皮凱提，近期出版了一本近七百頁的巨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這本磚頭書竟然進入《紐約時報》和亞馬遜網路書店的暢銷榜。
它之熱銷與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的熱捧有關，克魯曼稱讚該書為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而美國《紐約時報》、英國《衛報》，以及法國《解放報》等媒體也都熱捧該書，聲勢驚人。在此氛圍下，不少行家猜測皮凱提很可能得到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畢竟瑞典的評委們被認為較左傾，應很樂意給馬克斯的隔代傳人戴上桂冠。
得知不是皮凱提獲獎時，我鬆了一口氣，因為課重稅、政府專制力膨脹以劫富濟貧達「經濟公平」的手段，暫時不至於來到。猜測皮凱提落榜，可能與找不到相匹敵的右派經濟學者陪榜有關，此由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選定可作合理推測。
該年的兩位得主是繆爾達和海耶克，前者為鮮明左派，認為「平等促進發展、愈平等則成長愈快，因為平等使財富在大眾之間能平均地分配，由而可促進消費，從而刺激經濟發展」，他為瑞典這個福利國家的建設立大功。後者則高舉自由火炬，崇奉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海耶克當時已過氣，但瑞典皇家科學院著意頒給繆爾達，而繆爾達是瑞典人又是左派學者，在深恐觸犯眾怒下，找一位極右派來中和，海耶克乃雀屏中選。今年已無這樣的極右派夠分量知名人物，在無法平衡下，只好放棄皮凱提。
雖然皮凱提沒得獎，馬克思也幸未還魂，但提霍勒的理論及做法卻也有讓人憂慮的呢！提霍勒研究旨趣在市場失靈中的產業獨占和資訊不對稱，如瑞典皇家科學院所言：提霍勒的研究協助決策者瞭解如何「馴服」支配鐵路、公路、電信等一度為公營壟斷產業的優勢大企業。今年經濟學獎是有關馴服強大企業的科學。
也就是說，提霍勒的研究在幫政府「設計」如何處理企業併購與聯合，以及該如何管制壟斷企業。這些都是老調，關於獨占，早已認為「自然獨占」不是問題，由政府經營或保護的「人為獨占」才是問題，恰恰是政府挪開黑手讓市場自由運作才是正辦。
至於資訊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由政府來校正卻在「政府失靈」更為嚴重下，其結果更糟糕；而官僚腐敗、政府失能、官商勾結、貪汙舞弊、五鬼搬運正是當今世界的寫照，怎能再由政府擔負監督馴服等角色呢？
去年過世的一九九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早對此課題作了清楚解析，也以「黑板經濟學」稱呼這種研究，更反對以之作為政府政策之基礎，沒想到今年諾獎卻開倒車！
酷經濟／提霍勒：市場失靈需監管
http://udn.com/NEWS/OPINION/X1/9004991.shtml
【聯合報╱林建甫】2014.10.17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法國經濟學家提霍勒獲獎。提霍勒，在巴黎讀完學士、碩士，一九八一年在麻省理工學院（ＭＩＴ）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一九八四年被ＭＩＴ挖回擔任教授，現任法國土魯斯經濟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提霍勒對個、總體經濟理論、博弈論、產業組織、激勵機制、金融學與心理學都有深入研究，並將其理論應用到行業管制和電信分拆、銀行監管等不同的領域。提霍勒著作等身，已經發表近一八○篇學術論文，十本書籍。一九八八年他的《產業組織理論》一直是這個領域的「聖經」教科書。他當時已經把最尖端的研究整理寫入，包括自己的文章，因此他算是非常懂得行銷的學者。
諾貝爾經濟學獎平均獲獎年齡是六十七歲，提霍勒一九五三年出生，今年六十一歲，算是得獎的年輕人。評委會主席Ellingsen對於為何今年頒獎給提霍勒時表示，提霍勒已被公認為值得獲得諾獎肯定的經濟學家，問題僅僅在於：他會因為哪方面的研究獲獎，以及是單獨獲獎還是與其他經濟學家分享獎項。最後，他終於以市場力量及管制研究的傑出表現，單獨獲獎。
提霍勒的研究，讓學界對不完全競爭的市場行為有更深的了解。他獲獎理由，是為政府監管者提供了一套對於具有壟斷力量企業的監管分析及最優政策干預。如果政府沒有有效監管，市場往往會產生對社會不利的發展：例如消費者需要支付的價格，遠遠高於壟斷企業面臨的成本，造成低效率企業利用妨礙市場進入，得以存活。他的貢獻讓市場失靈這一領域的研究，重新燃起生機。
對台灣人而言，可能更感興趣的，是對政府採購合約中涉及政黨輪替的政府承諾問題。企業如果預期到下屆政府如果不同意上屆政府的承諾，就不會進行長期投資。這對公眾福利是不利的。
因此，提霍勒認為政府監管者也不能單方面改變先期承諾，需要和被監管企業重新協商合約，來保障企業，促進經濟發展。但一旦當政府或企業預期到它們會有一個第二階段的重新簽約過程，就會改變它們在第一個階段的承諾，因此最佳承諾就不會在第一階段作出，從而使得兩個階段的合約都不能導致最優產出。這是典型的博弈問題。提霍勒有具體的解答，限於篇幅不表，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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