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債相連到天邊 從杜拜危機看國家治理與風險

◆ 財經漫遊－債債相連到天邊

【沈雲驄】2009-12-05 中國時報

幾年前，抱著熱錢橫衝直撞的杜拜，讓世界見識什麼是「主權基金」。現在，灰頭土臉的杜拜，正在給我們上另外一堂課：主權債務。

就像主權基金，指的是「跟政府有關」的資金一樣，「主權債務」就是「跟政府有關」的債務。不只是政府，從國營事業到各種「民間皮、國家骨」的機構，只要跟政府有關，借的錢，都算是「主權債務」。比方說，這次還不出錢而搞到世界雞飛狗跳的，其實不是杜拜政府，而是政府底下的「杜拜世界公司」旗下，一家叫做Nakheel的土地開發商，但因為這家公司的上層的上層是杜拜政府，所以帳都算在政府頭上。一家公司出事，整個國家埋單。

說到埋單，杜拜也好，整個阿聯也好，其實都不算是大尾的。放眼世界，債台築得更高，問題更棘手的，大有「國」在。通常，評估一國負債嚴不嚴重，最常見的指標，就是看債務占ＧＤＰ的比重。其中，最糟的是日本，接著是義大利，然後才是這陣子，被金融市場點名有麻煩的希臘與愛爾蘭。還有美國、法國、德國、英國，你能講得出來的經濟大國，幾乎也都是名列前茅的欠錢大王。

長期以來，這些「主權」所背負的債務，遠比杜拜沉重得多，只是沒引爆，大家都裝作沒事。現在大家都在問：誰是下個杜拜？但攤開全球主權債務的賬本就會知道，更恰當的問題應該是：誰「不」會是下一個杜拜？有哪個國家，能擺脫自己身陷於主權債務的倚賴中？

在金融市場上，主權債務向來是弔詭工具。風平浪靜時候，大家都像花旗銀行前董事長瑞斯登一樣，以為「國家是不會倒的」，都樂於買政府債券，就算報酬率低也甘願。而且，不僅是政府，只要看起來「跟政府有關」的機構，幾年來只要發債券，都很容易造成搶購。

但事實證明，國家照樣會倒。時間往回推，一九九○年代的中南美洲，一九六○年代的印度，一九四九以前的中國，都是國際上有名的倒債常客。再推遠一點，西方的先進國家也有過一段很沒面子的倒債史。十九世紀以前，西班牙倒了六次；從一五五八到一七七八年，法國更累計倒了八次以上。英國、葡萄牙、奧地利，這些今天看起來很厲害的國家，也都演過杜拜正在演出的戲碼。而當倒債戲碼上演，主權債務馬上會豬羊變色，成了市場上讓人皺起眉頭的東西。政府信用評等被降級，利率揚升，從巴基斯坦到巴林，原本要登場的政府公債也得「避風頭」，被迫延後。

當然，沒有政府要當下個杜拜，都知道負債太高很難對人民交代。但要在金融風暴中談「主權債務」問題改善，也很難有政府能認真聽下去。不論大小國，只要遇上金融風暴，總體經濟都會被嚴重連累。一來，經濟差，政府稅收減少，二來「救經濟」花費卻墊高，造成的結果，就是政府財政急速惡化。通常在金融危機後三年，政府債務會平均暴增快一倍。這就是為什麼，打從金融風暴以來，全球主權債務平均算下來，已經暴增了五成，未來幾年，還會繼續惡化下去。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國家敢說，自己從此不再陷入金融風暴，或是──套用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家萊哈特的話來說──從經濟成長的學習中「畢業」，學會好好管理財政，再也不築債與倒債。但這並不意味著，債務問題是無法改善的。

要改善債務負擔，別無他法。一方面，在經濟上找到出路，這樣才能賺到足夠的錢還債，一般家庭理財如此，國家道理相同；二方面，更嚴格執行金融治理，不讓國家在過熱的金融遊戲中，好大喜功起來而把債台築高。更重要的還是人民，要知道杜拜事件不是空前，也不可能絕後，都要盯著自己的政府，別把國家帶往倒債的路。

（作者為早安財經出版社發行人）



◆ 功能財政vs.債務危機

【經濟日報╱社論】2009.12.02

當世界經濟蹣跚邁入復甦，有些國家卻因過度擴張醞釀債務危機；冰島、愛爾蘭、杜拜等國已相繼引爆，日本、希臘、義大利等國公債高達GDP一、二倍以上，同樣面臨信心危機。台灣債務累積雖不若這些國家，然包括隱藏性債務在內，也不遑多讓；透過功能財政政策刺激景氣，更促使債台高築。因緣際會，多項措施即將到期，政府在健全財政及振興經濟間，應審慎拿捏。

年底即將到期的財經政策包括：製造業新增投資五年免徵營所稅；購買汽機車定額減徵貨物稅；對大眾物資機動調降關稅；對失業者提供短期促進就業機會及薪資補貼，並推動「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員工」的「三挺政策」，以及擴大公共建設等。

明年經濟成長率主計處預測可達4.39%，但民間投資增加僅6.85%；經濟部促進民間投資目標之年增率則僅2.62%；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失業率卻在6%左右，看樣子擴張性政策全面退場有其困難。那些功成身退？那些暫緩退場？政府應仔細評估，尤須考慮對財政的衝擊。

例如製造業新增投資提供五年免稅，當時政策說帖預期能增加5,000億元投資，工業局日前統計僅1,194億元，並未發揮應有功能。然而短期刺激經濟的減稅方案，例如減徵營所稅、貨物稅、關稅等，時間拖長，刺激投資與消費功能遞延；還不如到期結束，反可促使搶搭末班減稅列車之效果即時發酵，增加經濟動能。相對的，年底促產條例落日，配套調降營所稅率至20%，稅制回歸正常面，將有助於投資規劃。然而接替促產條例的「產業創新條例」，至今尚未完成立法程序；為期降低企業投資面臨的不確定性，加緊立法事不宜遲。至於短期促進就業方案，失業率仍屬偏高且事關庶民生計，民間投資尚未回復之前，似不宜急於退場。

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確以犧牲財政健全為代價。財政部2009年8月底止的統計，中央政府累積債務超過3.89兆元；若包括地方政府0.65兆元在內，合計約4.54兆元。且由於經濟不景氣造成稅收短徵，以及八八水災之災後重建等，今明兩年財政赤字占GDP比率均高達6%左右；預計明年中央政府未償債務達4.6兆元，已接近公共債務法對中央債務規範之40%警戒上限。

針對財政惡化，財政部9月提出「中長程財政健全方案」；雖以健全財政為名，卻只強調經常收支的平衡，以及不超越〈公共債務法〉之流量與存量管制上限而已，目標極為消極保守，根本談不上積極性的健全財政。其實，政府追求財政平衡不能局限在經常收支；因為經常收支與資本收支劃分基礎並不明確，甚至透過帳務處理規避財政紀律，實應就完整的政府收支加以規範。

日前惠譽信評公布對台灣的主權評等，仍是負向展望；就在於中長期方案執行情況與成效具不確定性，尤其是稅改方面。其實，中長期財政改善方案之預期效益，非稅收入就占三分之二，輕忽稅改作為至為明顯，有本末倒置之嫌；財政部不應只消極的守住租稅負擔率不低於2008年14.3%的水準，應更具體落實賦稅改革配套方案，開徵能源稅及環境稅，加強資本利得課稅等，校正以往稅改偏向有錢人減稅之不良印象，提高租稅負擔率至17%以上，將有助於財政結構之根本改善。若政府不正視稅收不足、稅負不均問題，坐視債務累積飆高，一旦利率上升，還本付息捉襟見肘，國家投資風險提高，恐將嚴重影響經濟發展。



◆ 解決住宅問題 不僅在市場

【徐燕興】2009-12-02 中國時報

房價高漲成為當前十大民怨之首。當媒體還在古典經濟學尋求解方，討論著到底是供給還是需求出問題時，卻沒有人問，老百姓到底怨的是什麼？在我看來，老百姓在產業空洞化和全球化快速流動，都會區生存機會愈來愈少，薪水又趕不上物價飛漲的速度，朝不保夕之感。加上飛漲的住宅，望宅興嘆，怎能不怨啊？

據初步統計，台灣民眾生活在都會區已經超過百分之八十。扣掉金字塔上五％，將近七成以上，在房價物價齊漲、工作機會減少，產業外移，服務業也外移的影響。民眾生活愈來愈難過，這是不爭的事實。在全球化年代，都會區的住宅市場，一定是資本與中上階級的市場。民間開發商在有利可圖下，不可能大發慈悲，先提供給中低階級的住宅產品。於是乎，不管提供都市更新、市中心公有土地釋出或行政院喊出的捷運附近增加土地供給等，都是以市場供給導向解決住宅的民怨。

在市場思維下，捷運沿線規畫為新興發展區，往往成為金錢遊戲熱門市場。過去都會邊緣的社區，住著一群從農村來打拚的青年，他們撐起台灣的經濟奇蹟。前幾年因廠商外移，步入中年的台灣人，節衣縮食地努力過日子。就當日子愈來愈難過，這一波捷運帶動的不動產開發，帶來是市中心的中產階級，而努力打拚半輩子的勞工階層，或是離開住到更偏遠地方，或是每天離家好幾個車站。

都市研究者指出，這種模式發展只是讓發展的成果，再次集中於少數人，以前努力在都會邊緣服務的家庭，在捷運帶動下，遷往更邊緣地方，並成為更低薪的勞動者。台灣各式重大計畫，常成為住宅開發的廣告，而無法有效地正向導引長期經濟發展。台灣總的住宅供給已趨飽和，此波愛台建設，並未替城市帶來轉型的力量，也未重新調整住宅價格，而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下，自我感覺良好，認為市場可以解決住宅問題。

台灣面對外在的挑戰，保持對資本的善意，恐有其不得不之處。面對空洞化的內需經濟，藉由土地開發，帶動資本流動，以活化地方，某種層次也無可厚非。但流進房地產的資金，如果是熱錢、是中產階級每個月四分之一辛苦的血汗錢；興建的房產，是犧牲與破壞原有社區脈絡所換來；墊高的房價，政府卻未能抽到適當稅，來為所有百姓謀福祉；而留下來的房產，又成為僅成為外勞住的豪宅。此時，看待住宅問題，不僅是健全市場的經濟問題，更應對那些無法在市場得到安居的人提供服務。

去年金融海嘯和近日杜拜危機，都提醒世人，堆高的房產金融，終將成為泡沫。環顧歐美各國，逐漸調整將住宅回到生活設施的一環。我們住宅政策的討論，還能仍承續舊的思維？（作者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



◆ 從失業到失衡

【經濟日報╱社論】2009.12.05

行政院長吳敦義日前聽取經建會簡報「當前就業情勢分析與因應對策報告」後表示：10月份失業率降至5.96%，景氣對策信號也轉為綠燈，主計處預測今年第四季經濟成長率將轉為正成長，明年國內經濟可望恢復中度成長格局，預測GDP將成長4.39%，顯示金融海嘯引起的全球衰退情勢已趨緩，國內經濟景氣正逐漸走出低迷。唯吳院長亦表示，失業率為經濟情勢的落後指標，失業問題必須重視，促進就業仍應列為政府施政重點，各機關必須加強辦理相關事項。

相對於美國總統歐巴馬於同一天在白宮召開就業高峰會，邀請100多位意見領袖、產學代表出席，廣納建言，顯然美國的陣仗相對大了許多。歐巴馬在會中指出，政府在創造環境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要帶動經濟復甦，最終仍有賴私人企業；並提到希望透過賦稅優惠鼓勵企業增聘員工等多項刺激就業的構想。

召開高峰會的好處是集思廣益，了解各個層面的就業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在行政院會裡聽報告，雖然議題較不會發散，但所提對策就常限於政策或政策提供就業機會，同時也不易廣泛了解失業的病灶。例如，過去我們採用直接拿錢補貼企業僱用臨時工，結果使得有些原來想聘人的規劃，以政府計畫取代，產生了替代效果；又由於薪資不高，也不好要求臨時工做什麼，結果，臨時工沒能學到什麼，反而使雇主比照此低薪資水準僱用未來員工。美國賦稅優惠方式，似是較無上述缺失的好方法。

目前政府似乎還是希望運用政府力量促成明年短期就業機會達到10萬人以上。但若如此一直短期下去，要到何年何月政策才能收手呢？等到景氣好時，企業界真會去聘僱這些政府政策收手後丟出來的員工？恐怕不然；兩三年後，這些員工技能早與社會脫節，短期的失業照顧，結果形成長期的失衡問題。

此波金融風暴所造成的失業結構，與過去截然不同。過去，傳統產業、中高齡、中南部員工最早遭殃，受創也最深；這樣的失業情勢，勞工技能不符，轉業困難，政府就業措施能幫多少就多少，就算多一天就業也好，再不然就由社會福利政策接手。但此次失業增加的結構，卻是偏向於年輕、高學歷、都會區的失業情形最嚴重；協助這些失業者，倘若還是使用過去那一套，試問，政府有打算養這些人一輩子嗎？

高學歷高失業就不必提了，這是大學過度競爭下，必然的結果；但都會區及科技園區的失業是怎麼一回事？台灣第三季製造業生產指數能夠恢復到幾乎不衰退的程度，就是單憑電子零組件產業的非負成長；不過，產量提升了，但就業卻還差過去一大截，這些失業者真能再回到過去熟悉的職場嗎？另外，10月份都會區（台北市及高雄市）的大學畢業生求供倍數更是只有兩成左右，也就是登記求職者高出企業求才者達四倍之多。

這些現象在在說明，都會區的產業或人力需求結構將再一次面臨轉型。過去，由製造業轉型為商業服務業，其中，最大就業吸納產業便是批發零售業；大量的年輕大學畢業生進入速食、飲料及便利商店站櫃台，雖說職業無貴賤，但這些人明顯地搶了中高齡就業者的機會，而屬於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卻是人手不足。台灣的都會服務業發展已到必須接受國際競爭的時候了。倘若有一個方案，匯集這些有意願接受挑戰的失業者，邀請業者及國外師資，訓練一支類似當年半導體RCA計畫的知識服務業生力軍，豈非一舉數得？



◆ 社論－從杜拜危機 看國家治理與風險

【本報訊】2009-12-02 中國時報

二○○八年下半年發生的全球金融海嘯，最引人矚目者，除歐美大型金融機構垮台外，就屬冰島、愛爾蘭及今日的杜拜這三個一度被視為「經濟發展典範」的國家，財政與經濟先後陷入崩潰邊緣。此一案例，值得各國政府深思檢討。

人口只有五、六百萬的愛爾蘭，過去曾被稱為「歐洲的乞丐」，以農業為主，多年的貿易保護，讓愛爾蘭經濟衰弱；九○年代之前，人均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只有歐盟平均數的七成不到。但之後以低稅率、低價勞力成本、良好的地理位置，愛爾蘭快速成長。在進入廿一世紀前，愛爾蘭就成了世界第一的軟體出口國，人均ＧＤＰ超越歐盟平均數之上，人均淨資產甚至成為全球第二名的富裕國家，「居爾特虎」之名就此打開。

但繁榮後，吸引的大批外資有不少就流入房地產，愛爾蘭每年每千人平均增加廿棟新屋，是歐盟平均數四倍，但建築成本卻也在十年中增五倍。當金融風暴來襲時，這個經濟中七成仰賴出口、又有嚴重房地產泡沫的國家，立刻陷入危機─失業率達二位數、ＧＤＰ大減一成、房屋建設驟減五成。

冰島也有同樣的故事，十年前，這個以漁業為主、人口只有三十萬的國家，確立「快速發展金融業」的國家方針，使冰島的股市主力變成銀行系統，金融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高居全球首位。而這波「新金融中心」的榮景，卻是靠「龐式騙局」撐起。企業與個人不斷借錢進行投資與消費，以高利吸引鄰國資金進入，資金浪潮再推高經濟；然後再繼續借錢支應過去貸款的利息。海嘯一來，舉國崩潰，ＧＤＰ只有一四○億歐元，政府接管的四大銀行債務卻超過千億歐元，連總統都為無法償債而心臟病發入院。

「沙漠奇蹟」杜拜，為「走出另一條路」，近十年重金打造整個國家，希望成為中東的金融、觀光中心。強大的企圖心就此向全球吸金，一座座懾人的建物從平地拔起，造價多以百億美元計。如九百億美元打造新市鎮、六百億蓋主題樂園，還有全球聞名的世界最高樓杜拜塔、海港大樓、棕櫚人造島、帆船飯店、註定沒啥人搭的捷運…。全球景氣好、資金充裕時，杜拜猶可撐出金光閃閃的場面，一旦反轉，就陷入危機，泰半大型建設都面臨停擺命運。

分析這三國的崛起與沉淪，有值得效法之處，但也有堪為殷鑑的地方。值得取法者，主要是這三國政府都在國家經濟仍低盪之際，找出本身經濟體在全球的定位，並以強而有力的政府施政、法令規章、稅制配合，乃至實際的資源與資金投入，劍及履及的付諸實施。

這些作為，都曾為國家與人民，帶來成長、財富與希望，也大幅提升全球能見度。再以被稱為「金磚第五國」的印尼為例，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這隻「亞洲四虎」因內部政局混亂、貪腐成性、政府缺乏治理能力，讓經濟難以復原。但在蘇西洛當選總統後，國內政局大有改觀，反腐倡廉取得成果，加上蘇西洛本身清廉，經濟步入正常復甦軌道。近年更趁著原物料風潮，讓印尼的潛力為全球所注意，外資回流，創造出亮麗的經濟成果，成為「下一塊金磚」。國家治理優劣，對經濟體之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但這三國的繁華，終而在海嘯中崩潰，則是最值得借鏡之處。主因應該是缺乏風險意識，為了追求成長，寧可「與魔鬼交易」而犧牲穩健，靠太多熱錢、外資撐起榮景；太快把政府對金融市場該負的監管責任拋棄。套句經濟學家克魯曼的話，「愛爾蘭與冰島一樣，雙腳一蹦就跳入無人監管的新市場」。為求快，把「經濟奇蹟」建立在信用過度膨脹、銀行甚至整個國家的「以短支長」上，基礎虛浮。四小龍累積數十年的成果，他們卻想在短短十年內複製。

對台灣而言，國內金融業的開放與自由程度較有限，因此從亞洲金融風暴到這次全球金融海嘯中，金融業受傷相對較輕；但，十多年來，政府治理 ─從行政效率低落、政策延續性不佳、到貪汙指數仍高等「國家治理」問題一直存在；十多年來，儘管全球產經環境已發生巨變，但政府仍未能找出台灣經濟與產業的最佳定位。凡此種種，均值得檢討改進。



◆ 短 評－愈選愈倒退

【本報訊】2009-12-05 中國時報

台灣民主成就值得欣慰，選舉品質卻實在慚愧。嘉義地檢署檢察長洪光煊昨天感嘆，查賄二十多年來，賄選竟愈變愈多。連檢察長都如此無力了，各界豈不更是狗吠火車？台灣要邁入現代公民社會，「除賄之路」已是當務之急。

根據法務部截至選前一天的統計，檢方已受理偵辦二千多件賄選案，至少起訴了五十二件、七十六人，也至少羈押了一百五十人。想想看，台灣才多大，一次選舉就有二千多件賄選案，這是多麼驚人、以及多麼丟人的數字。

馬總統說，國民黨不是完美的政黨，還有進步的空間，這種說法實在太昧於現實了，檢方起訴、羈押者仍以國民黨籍選將與樁腳占多數，這種記錄何只是不完美，根本是最須改革的對象。

民進黨口口聲聲批判藍營賄選，自己卻也有多人涉案，顯示藍綠陣營誰都脫不了關係。「除賄之路」不是那個黨的家務事，而是整個台灣社會長期累積至今的「歷史共業」。民進黨不但不可能置身事外，更須全力防止自己的腐化速度與程度。

嘉義檢察長建議學習日本「戶別禁止」作法，嚴禁候選人、助選員及樁腳到選民家裡拉票，這是可以思考的方向，但更重要的是選民覺醒、觀念改變，否則什麼「選賢與能」都是假的，到頭來還是在選「鈔票上的孫中山」而已。



◆ 社論－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

【本報訊】2009-12-04 工商時報

明朝嘉靖年間，戶部主事海瑞痛責文官們一味遷就上意，濫用名器、竭民脂膏、修齋建醮、大煉仙丹；他強調，為臣者本該勸阻君王停止這些荒謬的行為，但卻無一人敢直言。根據明史，海瑞在給明世宗的奏摺裡寫道：「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文官體系何以出現這樣的風氣，他總結自己的看法是：「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

其實，這種「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的情況非僅海瑞所處的年代有，台灣今天亦然。自2000年政黨輪替迄今，政策忽東忽西，忽放忽禁，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長官的一句話，文官體系非但未依從專業力挽狂瀾，反而一味順從上意大做錦繡文章。幾年前高層對於西進大陸投資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文官們可以有一套說法，後來改成「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文官們照樣可以有另一套漂漂亮亮的說辭。

不僅如此，每一任閣揆一上台總要有自己的風格，於是在民進黨當政階段，游錫堃任院長時宣誓「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在謝長廷任院長時發行「月月有成績公報」，蘇貞昌當院長時端出「大投資，大溫暖」。去年再度換黨執政，劉兆玄出任院長後，「愛台十二建設」粉墨登場，如今吳敦義任閣揆，「庶民經濟方案」星夜之間又成為主流。這些方案在文官們生花妙筆下，總是風風光光起頭，而不聲不響地落幕，至終無人聞問，台灣的經濟競爭力就如此一次又一次的消磨殆盡。驀然回首，台灣出口規模如今竟已降至南韓一半，經濟成長也已淪為四小龍之末，孰令致之？

造成台灣今天競爭力的滑落，部分責任該歸咎於近年府院這些有決策權的高層們，但是一個沉默的文官體系，一個只知順應上意而未善盡建言責任的文官體系恐怕也難辭其咎。政黨會輪替，總統及閣揆會換人，但是高階文官們長居此位，一切政策從研擬、規劃到管考，至終還是由文官體系來執行，惟近年台灣官場就如海瑞筆下所言，「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文官們不知以專業力諫於前，又不知以臨深履薄的態度管考於後，試問「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三三三衝刺計畫」、「大投資，大溫暖」如今安在哉？

就以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而言，2004年行政院以空前的資源全台座談，提出計畫，擘劃願景，但方案執行迄今，成效令人搖頭。以服務業部門中的商業而言，投資占產值比重在1990年代尚有10％，至2007年竟已降至5.7％。我們認為服務業方案若能認真執行，文官們若能以臨深履薄的態度將其視為台灣轉型的關鍵，台灣服務業何竟至此？

再以最近吳敦義院長所提的庶民經濟而言，文官們努力揣摩「庶民經濟」，甚至詳查康熙字典對庶民的定義，但所編出的第一份庶民經濟指標「生活物價指數」卻毫無政策意義可言。我們先前曾一再強調只有依五等分位家庭所得水準，編製貧、富家庭的物價指數，才能明白各階層面臨的物價壓力，行政院也才能據以提出紓解民困之策，但未料最後經文官體系商議的結果，竟提出一個了無新義的生活物價指數。

我們瞭解，依五等分位家庭所得編製物價指數若要精確，必須辦理查價點的調查，以釐清貧富家庭的消費行為及購買場所，這得增加預算及人力才能達成。文官體系本應趁此機會提升統計編製的水準，但令人失望的是，幾經跨部會討論，簡單組合而成的生活物價指數，就成了向吳揆交差的成績單。

日前各部會提到行政院的「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包山包海提了200多案，被吳揆評為「面面俱到，卻面面不到」。惟追溯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的文官體系思維，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文官們已明白在多變政局下的自處之道。上意要「三三三衝刺方案」，沒問題；上意要「愛台十二建設」，沒問題；上意要「庶民經濟」，照樣可以提出一堆方案和指標。但如此擅於迎合敷衍，疏於檢討管考的文官文化，於台灣經濟發展終究是有害的。

我們籲請馬政府正視此事。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只有改變文官體系的文化，才能提升政府政策規劃及執行的能力，進而讓台灣擺脫經濟發展的困境。若任憑此種文官文化繼續消磨國家發展的根基，可以預期的是，未來不論誰執政，提出多好的政策，也屬枉然。



◆ 最大民怨是朝野領袖未能共建國家願景

【聯合報╱社論】2009.12.05

經濟有「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之分，政治也可有「微觀政治」與「宏觀政治」之別。吳內閣關注「十大民怨」，這屬於「微觀政治」；「宏觀政治」的課題，則在國家的願景及國民的光榮感如何建立，這或許才是中華民國當前真正的問題所在。

一個國家的生存發展，必須奠基在國民之間有共同的願景，亦即抱持共同的希望與追求；並進而建立國民的自尊自信，亦即建立國民的使命感與光榮感。當一個國家的國民有了這種願景與光榮感，其餘庶政皆屬行政治理的層次，提綱挈領，綱舉目張；唯若行政治理太差，當然可能衝擊到願景與光榮感；但反過來說，假使一個國家沒有共同的願景與使命感，僅憑行政治理的成就也難以維持一個沒有共同希望與追求的社會，遑論若再加上行政治理也出了問題。

美國小布希政府捲入伊拉克戰爭及引發全球金融海嘯，這不止是「微觀政治」行政治理的錯誤，而是立國精神與國民光榮感的重傷；相對而言，中國近年來建立「和平崛起」的態勢，這也不只是行政治理的層次，而是「宏觀政治」國家願景及國民光榮感的領域。相對而言，宏觀政治有可能協助解決「微觀政治」的難題，但若「宏觀政治」出現重大問題，卻不易僅憑行政治理來補救。

回顧過去六十年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願景，大致可分作三個階段：前二十年的國家主願景是「反共保台」，當年經濟貧弱、政治不民主，但藉威權體制的操作，社會的默契與共識皆相當明確；到了七○年至八○年這中間二十年，國家主願景是「經濟奇蹟」與「民主轉型」，在此階段朝野上下的政經願景皆甚明朗，即使常見軼軌脫序，但社會的自尊自信卻相對提升，多數國人皆相信台灣可以過得了那個難關；及至最近這二十年，政治議題拉高到國家認同的層次，竟造成了國家願景的重創，經歷二十年的衝擊激盪，如今大概多數國人已經感知台獨已無可能，但中華民國也已被撕扯穿戳得千瘡百孔，國家的希望與願景何在？國民的自信與使命感、光榮感又將從何而來？

陳水扁起家的經典標語是「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兩句空話，各自解讀；但這兩句話卻是製造願景與光榮感的高效能機器。不過，無論「夢」是台獨，或「希望」是民主，如今皆已受到重創甚至幻滅。然而，若以此次選舉中民進黨主打的ＥＣＦＡ爭議為例，其實仍是一個改版的「傾中賣台論」；因為ＥＣＦＡ不但是一個行政治理層次的問題，也牽涉到國家認同定位的問題。問題在於：台獨已經幻滅，但民進黨仍不容你走「中華民國」的路；一味反對ＥＣＦＡ，但民進黨也拿不出替代方案。ＥＣＦＡ不是一個特例，如今台灣陷於「愛台灣／不愛台灣」「南部／北部」「外省人／本省人」「農業縣市／非農業縣市」的撕裂之中，在在皆是因國家願景與國家認同或國家大戰略、總路線的嚴重歧異所致，也因此影響了行政治理的效能，且非行政治理所能補救。

因此，馬政府及吳內閣的治理策略，若只是將問題看作切分成一塊一塊的「民怨」，這將陷於「微觀政治」的盲點。倘若不能從「宏觀政治」著眼，在國家願景與國家大戰略上建立起引領風潮的地位，必將始終被民怨所包圍，難以締創大開大闔的局面。

行政院的十五個民怨排行榜選項中，大的有房價太高，小的有狗屎未清；無論巨細，這皆是將國家政治切分成一塊塊，見樹不見林。其實，面對中國崛起、美國地位變化及台灣撕裂，當前最大的民怨（或亦可稱作「民憂」）應是：朝野領袖（在野黨當然也應負責）不能共建國家的希望與願景，而使國民的自尊、自信及使命感、光榮感不斷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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